转“学”记

今天为大家带来转“学”记

听潘w先生说，学术思维是训练出来的。而我那时的本科毕业论文《五十年代中期日苏关系改善的原因》，确实分成了并列的三个方面。所谓解答问题的意识，也许是潘先生训练的结果。
遗憾的是，这么多年，从未有先生提醒我们：读书，要与实际结合。
潘先生是95级和一部分94级的偶像，而我偏不追随，不追随，就难以学到更多。转念想到：如果说politics政治学这门学问太空洞的话，可否换一个专业？
于是，1998年的秋天，来到了南开大学。我后来总结，这三年是专为研修历史而来的。因为不喜欢空洞，不知道怎么结合实际，就觉得换个专业才踏实一点。最初听说日本研究中心（日本研究院）是因为看了王家骅先生的书《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》。等到入学以后，知晓了社会史、文化史、经济史、外交史和政治史的分科，感觉颇为新鲜，至少新鲜了几个月。那时候，南开的日本研究已经全国最强了。
我读梁启超的文章是在南开。王家骅老师主持的以博士生为主的读书讨论，第一本就是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梁启超的文笔很好，有时候一泻千里，但又收放自如。这本《研究法》并没有完全看懂，但是已经尽力了，仿佛看了《研究法》就进了学术殿堂一般。没人和我相约98。98年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，父母一点一点走向老年，自己回家的日子越来越窘迫。和现在比，1998年自然物质条件不好。王先生第二课是读柯林伍德《历史的观念》，也不太懂，但是尽力复印全本，努力看了几页。似乎从这本书开始，我有个认识：厚厚的复印，终归是没用的。学问不是靠复印，果真，最近我把2010年前后复印的东西都当成了草纸或者打印纸，学问终究还是得另辟蹊径。
如今，贯穿了北京、天津、东北三个时代的一本旧的手写读书笔记还在，其余的都抛却了。90年代的高校经费有限，新楼少，研究生不比本科生强多少，渐渐意识到，求学的日子太久了人就更脱离实际。那时候，听我的导师赵德宇先生讲“兰学”（1774年荷兰传入日本的学问），日本人的科学探究史曾经那么辉煌，竟然对东邻不胜感佩。李卓先生早就开始写“家训”“家族制度”一类的著作了，我们没成“家”，也不了解中国传统，当时没意识到“家风”的重要性。最近，我去天津听两位老师的“最终讲义”，作了笔记。
那几年，接到老师们分配的一点点科研任务都高兴得不得了，以为已经开始接地气了呢。其实，那时候我学问飘得很，人生也漂得很。距离恒产、恒业、恒心差得太远。
那次专业转向，总体是成功的。我后来能够迅速辨别史学著述的好坏和史学家的真假，最终也清楚认识到自己和史学无缘。史学不过是个基础，不适合作“敲门砖”，也许是块铺路石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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